1959年9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膺国家主席之职。此喜讯一经传开，工作人员们无不喜出望外。当刘少奇归家之际，他们特地排列成队，热情欢迎，以表达内心的祝贺之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少奇面带愁容，脸上未曾露出一丝笑容。
这疑云笼罩了许久，直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揭开真相，方才明了：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为何心事重重。
一、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被选为国家主席。但是在此后不久，毛主席便在不同场合表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
在当时，毛主席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这样的“表示”确实让人感到困惑。然而，那些与毛主席日夜相伴，深谙其性格与脾气的老战友，诸如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等，却能深刻而透彻地理解毛主席的这一举动。
毛主席
身为国家主席，频繁出席各类活动、应对各式外交礼节在所难免。然而，毛主席对此颇感困扰，他渴望回归简朴，将精力倾注于民生福祉，或是深入思考国内外重大议题，而非将宝贵时光耗费于琐事之中。
于是，毛主席多次向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透露自己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想法。一开始，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产生了震动和不安，因为毕竟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各民族之间的声望很高。
不过，毛主席并没有因为外界的不理解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一步步慢慢推进，解释自己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最终，在毛主席的努力下，他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在党内外逐渐取得了理解和赞同。
1958年，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做出了同意毛主席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定，就这样，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的事确定了下来。那么，该由谁来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面带忧色。
当时，众多人选均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之职。经中央书记处初步磋商，最终人选聚焦于朱老总和刘少奇两位杰出领导人。
一般而言，毛主席不连任，由上任国家副主席朱老总来担任国家主席，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实际上，那时党内的领导高层，以及党外民主人士，确实是这样的考虑，决定由朱老总来担任下届国家主席。
朱老总
这一观点在中央制定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名单中并未透露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名单，仅列出了人大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刘少奇同志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选。
这就明显地透露了一个信息，朱老总是下届国家主席了。不过，朱老总看到这份名单之后，他虽清楚中央的用意，却并不同意中央的安排，他认为刘少奇比自己更适合当这个国家主席。
这缘于，国家主席的身份远不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当当选者接过这份“荣耀”之际，亦同步承担起国家主席应尽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出国访问、参与会谈、接待外宾等，涉及的各项事务既繁多又复杂。
朱老总自认，多年来专注于军事领域，对这类纷繁复杂的事物并非特别擅长。相较之下，刘少奇在此方面则显得更为得心应手。
刘少奇
在毛泽东主席执掌国家主席职务的岁月里，主席鲜少涉足日常政务，这些职责多由刘少奇同志承担。每当毛泽东主席不在中央中枢指挥，代行其职责的便是刘少奇同志，自延安时期始，此情此景已延续数十年之久。
在重庆谈判之际，毛主席临行之际，曾对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表示：“蒋介石屡次盛邀我赴重庆，此次我势在必行。此事关涉国家之根本，若我不幸遭遇不测，望诸君推举刘少奇同志接替我的职责。”
对此，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亦与毛主席持相同见解，对此安排表示赞同。这表明，早在多年前，众人便已公认刘少奇之才干，进一步印证了刘少奇确具备此等能力。
此外，刘少奇同志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声望，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德总司令对中央的任命表示异议，并向中央致信表达，认为自己并不适宜担任国家主席的职位，并极力推荐刘少奇同志接任国家主席一职。
朱老总
在中央接到朱老总那封言辞诚挚的信件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采纳了朱老总的建议。据此，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提议得以确定，并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获得批准。
刘少奇在荣任国家主席的位子后，并未因此流露喜悦之情。回到家，面对那热情洋溢的欢迎队伍，他沉默不语，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眉头紧皱，目光凝滞地注视着墙上那幅硕大的中国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世人或许不解刘少奇为何心事重重，然而作为他身边的伴侣，王光美却洞悉丈夫心事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述，身为国家主席，自当肩负起与之相匹配的重任。而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形势堪忧。
刘少奇和王光美
在我国，国民经济时常遭遇严峻挑战，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快，导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衡。大规模开展钢铁生产和工厂建设，使得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比例，粮食供应陷入紧张，国家财政收入亦随之大幅缩减。
国外，美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反华浪潮越发泛滥。国家内忧外患，人民过不上好日子，刘少奇哪能不忧虑？
刘少奇未曾向外界吐露心头的忧虑，而唯一洞悉其忧虑之重的王光美，亦未曾公之于众。直至岁月流转，她才透露了些许，但这已是后来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三、勤恳为民
尽管前路布满重重阻碍，刘少奇却毫不畏惧、坚定前行，迎着挑战而上，誓要破解国家眼前的难题，竭力让民众享有更美好的生活。
刘少奇调查天华大队
为应对涌现的挑战，1960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指导方针，旨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随后，刘少奇同志携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坐吉普车，自长沙启程，展开了一场为期44天的深入乡村的调查之旅，以全面了解实际情况。
吉普车缓缓行驶，时而前行，时而停歇。刘少奇不时下车，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考察。此刻，他的心头仿佛压着铅块，沉重无比。他眼前没有见到人潮涌动的壮观景象，反而所见之处，皆是死一般的寂静。而且，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忧愁。
行至田畔，刘少奇即刻示意司机停车，步履匆匆踏入田中，仔细查看众人留下的粪便，只见眉头愈发紧蹙。原来，粪便中充斥着粗纤维，究其原因，莫过于粮食摄入不足，而野菜食用过多。
刘少奇与民交流
若频繁食用野菜，则足以表明种粮农民的生计堪忧，因为若生活无忧，众人自不会转向野菜为食。每当想到农民连饭都成了难题，刘少奇心中便充满了痛楚。
自此，刘少奇愈发珍惜光阴，细致入微地开展调查研究。他深入民间，走访村落，考察山林与水塘，与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同时，他也坦诚地与干部们分享心得，言道：“讲话无需拘谨，畅所欲言，即便有所失误，亦无大碍。我们要解放思想，摒弃一切顾虑。”
于是，干部与群众依次陈述着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困境。通过深入基层，刘少奇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洞察到了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所在。
在那长达44天的日子里，刘少奇走遍了田间地头，共计33天，足迹遍布宁乡、长沙、湘潭等地，深入探访了超过10个生产大队。他的行程累计超过4000公里。他亲口品尝了农民用以充饥的野菜与糠粑粑，深切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刘少奇对农民的温饱问题感同身受，其内心深处饱含着最深刻的切肤之痛。在这份情感的强烈触动下，他由衷地发出感叹：“如此下去，局面将难以收拾！不能再如此下去了！现在是时候进行反思和总结了！”
1962年新春伊始，中共中央于首都北京召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会议，与会者人数逾七千，因而该会议被冠以“七千人大会”的美誉。会上，刘少奇同志对所进行的调查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并就此发表了报告。
刘少奇明确指出：“就当前国内形势而言，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他强调，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坚决遏制和斩断诸如浮夸风、干部盲目追求指标等不良风气。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之建议与见解，赢得了与会同仁的广泛认同。随后，中央迅速展开了大胆而深入的改革，至1963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初显成效。
刘少奇的思考日渐精深，着手策划经济改革的试点项目。他时常邀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共商经济改革之大计。刘少奇向薄一波明确表示，意图选择一座城市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待试点取得显著成效后，再逐步推广至全国范围。
他提出经济区不应与行政区完全重合，主张采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事务，并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革新。他言道：“党委会和政府机构若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超然，岂不是更好？置身于企业之上、冲突之下，由我们来仲裁问题，何必成为其中的一员，岂不是更佳？”这一构想象征着一次深刻的思想革新，是对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历经一系列的变革，至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当年价计算达到2235亿元，较1957年的1241亿元显著增长；粮食总产量攀升至3891亿斤；钢材产量更是增至1223万吨，是1957年535万吨的两倍有余，较1963年增长高达83%。
相较于1960年的调整之前，工农业及轻重工业的结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从21.8%攀升至37.3%；轻工业的份额也从26.1%上升至32.3%，而重工业的比重则相应地从52%降至30.4%。这一调整使得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均衡合理。
如此，新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的阶段，刘少奇同志的贡献，实为功勋卓著。
然而，刘少奇并未因之而松懈心弦。往后日子里，他依旧勤勤恳恳，为人民倾力奉献。他深知，权力与官职皆源于人民之赐，其唯一宗旨即为民众谋福祉。
总结:
“国家，即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刘少奇同志屡屡提起。他不仅言出必行，更是一生恪守此信条，始终严于律己，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为民众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好事。刘少奇同志的一生，如同一袭清风，为国家建设事业倾注了全部心力，其崇高品质与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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